此事件对张汉卿直接的影响是，他这次的“少帅”之名才真正的名副其实：民国初把督军称之为“帅”，巡阅使才能称之为“大帅”，相对而言，巡阅使公子才是真正的“少帅”。

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，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，张作霖既然以“打手”姿态出现，各省军阀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，以代替在前线按兵不动的直军。但是张作霖当然不肯这么做，他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部队，随时应援前方。

这当然遭到其它军阀的反对，这等于消耗了别系的力量，再由奉军前往接收，大家都不是傻子，谁肯这样干？因此这个问题大家便牵延不决，你推我赖。各省军阀在此期间，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|府索取军饷，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。

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，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“钱”上面动脑筋。于是，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，却仍无结果----但这是张氏父子所想要的结果，也是最好的结果。虽然张作霖把支持南下的声音叫得震天响，在明面上也没有人怀疑这位老兄的诚意。

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.4亿元，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。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，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，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。段采纳了这个建议，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，请冯国璋公布施行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。

但冯总统终于在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，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。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，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，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。8月10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，及币制局官例。

西方国家对北京政|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。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，不应该单独行事，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，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。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，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了，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，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|府和段祺瑞政|府的各种勾结，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，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。

日本政|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，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，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，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。

没钱，自然就不能打仗，因为士兵是要饷的。各路诸侯为利益分配搞了个乌烟瘴气，却对南下没有任何决议，只有奉系，空手入白刃，捞到在军阀混战中至关重要的装备，占了大便宜。

为消除因陆建章死于奉军驻津司令部而招致的直系人马的质疑，担任调查组组长的张作相也不失时机地公布了整个事件的调查结果：“是徐树铮先同杨宇霆在冒领奉军军饷一事上相互勾结，而后又利用杨的轻信，在奉军司令部暗杀陆建章，意图将祸水东移奉系。整个事件，不但远在东北的张作霖不知情，连同伙的杨宇霆也被蒙在鼓里。徐树铮虽然名义上为奉军副总司令，但张作霖这个总司令却无法约束住他。”言下之意自然是要撇清奉军与这件事情的关系。

与此同时，张作霖也在迅速地调查张汉卿抛出的那个炸|弹，这使得张汉卿的“奉情局”开始名扬东北，也奠定了这个部门在张作霖心中的地位。这正是当初让张作霖火冒三丈的一则消息：徐树铮冒领奉军战款中饱私囊，与杨宇霆密谋另立山头。

原来，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，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，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，差了三百七十万元！他再进一步查问，发现徐树铮为了扩充实力，伙同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在一起合谋利用奉军的名义，冒领了陆军部给的军款370万元，在洛阳、信阳等地成立了4个旅的军队。杨宇霆更拟任命其亲信、奉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于珍、丁超和皖系军官宋子扬、褚其祥为旅长。这些钱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，原来徐竟玩弄“假报销”！

张作霖自入关后，与各方接触中，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，如何猖狂，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，因此心中对徐树铮已怀不满。在得知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，欺人欺到自己头上，怎不光火？只是因为要假手除去陆建章的事情为第一要务，这则消息一直隐忍再三，现在是放手一博的时候了。

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|府磋商，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，并且要找徐算帐。